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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的日记和明信片内容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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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辛的读书会还不错，但无论是我自己还是观众的状态都没有我想象中的好，气氛比较沉闷，此后的晚餐是在一座昔日的修道院（有拱顶）吃的，我喝多了。
每次来德国，在四季饭店这种地方，我都会发现这样的对比：衣着华贵的酒店客人（一本正经的商业阶层）和刻意不修边幅的记者（仿佛故意惹父母不高兴的青少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丑陋社会，与我们的社会相似，比我们复杂，甚至比我们堕落。
不知道是因为时差还是又产生了新的创作灵感，我读不进任何连续性的内容，比如客房服务菜单、酒店的设施清单，还有诺曼·谢利的《格雷厄姆·格林传》，我本来没打算带这本书，一定是无意中塞进了我随身携带的包里。
我能读下去的只有那些看上去重要的段落的最后几句，段落当中的某些句子偶尔会跳出来，让我眼前一亮，然而我没法连续着读什么东西，思维总是不断跳跃。
谢利这样写格林：“对粗鄙、肮脏、色情和下流的追求开拓了他的广度，从他的日记中也能看出这一点。”
我怀疑从我的日记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希望如此吧。
社会竟然期望（甚至接受）男作家追求粗鄙、肮脏、色情和下流，我觉得恶心。
作为作家，如果我也有勇气追求粗鄙、肮脏、色情和下流，对我也肯定有好处，但别人要么会迫使追求这些东西的女人觉得自己可耻，要么嘲笑她们的自我辩护荒唐聒噪，仿佛她们在吹牛一样。
就算我付钱给一个妓女，让我看她如何接客，记录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的种种细节……这也是作家分内的事，然而人们却给女作家设下种种限制，好比一个男作家可以有各种风流往事，这些历史甚至使他显得更有魅力，情史丰富的女作家却最好保持沉默，否则就要被人指指点点。
我的潜意识一定在构思一部新小说，时差不是我心烦意乱的原因，我打算描写一位女作家，她比我还要极端——比任何作家、任何女人都极端，她尽一切努力来观察一切，吸纳每一个细节，她没必要非得保持单身，但她相信婚姻会限制她，她并不需要亲身经历各种事情——也不想在性方面冒险——但她愿意做一个旁观者。
假设她付钱给一个妓女，让她观察她接客的过程，假设她不敢一个人做这件事——比如带上了她的男朋友（当然，这是个“坏男朋友”
），结果因为观察妓女的生活，这个男人做出一些非常可耻的事，让女作家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
虽然描写了卑鄙下流的事件，但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展示性别的不平等：女性作家在观察生活的过程中偶遇突发事件，以致引火烧身，而这件事——跟妓女有关——如果发生在男作家身上，则根本不会引发当事人的羞耻感，他也不会被人指责为堕落。
格林的传记作者诺曼·谢利指出，“小说家有权——也需要——利用自己或他人的经历。”
谢利先生认为，小说家可以冷酷无情地运用这项“权利”
，为了满足“需要”
，可以不择手段，然而观察和想象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单纯的残酷那么简单，必须想象出好故事，细节必须逼真，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引入真实的细节，这样做固然高估了个体经验，但观察是绝对有必要的。
所以，我的反常绝非时差所致，而是因为一部小说即将成形，它从雇用妓女开始，传统观念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不，应该从描写那个坏男朋友开始！
我当然会把他写成左撇子，而且头发是金红色的……
汉娜老是告诉我，我不应该仅仅因为生物钟的时间到了而结婚，结婚（或不结婚）需要“正确”
的理由，不应该听从身体的指挥，因为你的身体不过是想要个孩子，我受够了这种说法了。
汉娜也许天生不受生物钟的影响，但除了生小孩，她对自己的身体的其他要求可都是唯命是从。
露丝寄给汉娜一张印有慕尼黑市场摊位上陈列的各种香肠的明信片，并在留言中写道：我原谅你，可是你太容易原谅你自己了，你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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