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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舍勒看来，现代人的“性情气质”
的基本特征是：工商德性的心性气质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心性气质，这意味着生命价值与实用价值的高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颠转。
按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性情气质”
是一个实质的价值偏爱系统（Wertvssystem），具体的、实际的价值偏爱构成了生活中某种实质价值优先或后置的规则（伦理），进而规定了某个政治共同体的世界观乃至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个体的世界观的结构和内涵，给政治共同体打上时代的伦理印记。
古人的“性情气质”
与现代人的“性情气质”
不同，就因为价值偏爱不同，或者说，对某种实质价值的优先或后置不同。
“性情气质”
是每一时代和民族赖以做出具体价值评价的基础：古人眼中的德性或值得追求的优良品质，在现代人眼里可能就微不足道，甚至会被视为坏的心性品质，反之亦然。
同样，欧洲人心目中的德性或值得追求的优良品质，在中国人或印度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甚至会被视为坏的心性品质。
可以看到，舍勒的情感现象学直观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哲学思辨领域，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纠缠在一起。
强调“性情气质”
的时代和民族差异，似乎会让人推导出“伦理相对主义”
，即任何伦理品质或行为的评价尺度都由历史时代或民族群体来决定。
然而，舍勒作为哲人并不认可“伦理相对主义”
；相反，对舍勒来说，“伦理相对主义”
是现代思想面临的巨大挑战。
毕竟，“伦理相对主义”
将摧毁社会的伦理共契，给政治共同体带来难以克服的社会伦理困难。
表面看来，“伦理相对主义”
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后果，但在舍勒看来，从哲学上讲，康德伦理学主张的良知决断的个人自主和责任自负，更应该为“伦理相对主义”
负责，形式正义的实证法律制度反倒是康德伦理学的延伸。
实际上，舍勒区分了“性情气质”
的两个层面：一是在具体的历史社会中出现的“性情气质”
，这属于历史社会学要研讨的课题；二是“性情气质”
的纯粹公理法则，这属于现象学哲学要研讨的课题——任何时代和民族的“性情气质”
都包含着这两个层面。
舍勒反对如下两种伦理学观念：要么以历史具体的“性情气质”
勾销“性情气质”
的公理法则本身；要么仅关注超历史的“性情气质”
的公理法则本身，无视历史具体的“性情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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