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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3岁起，就在解放军总参二局里做事。
上世纪80年代的总参第二局（军情局）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广安门附近一栋偏僻的小红楼，不怎么当街，大院子围着，没挂牌子，门口有荷枪实弹、神情严肃的士兵站岗，出入要查验证件。
如果是在其它城市，这样的单位一定是人们路过都要快走几步，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所在，但是在京城里，遍地都是这样的保密单位，所以并不怎么引人注意。
在这里做事或者来办事的人，个个都是板着个脸，步履匆匆的，说话都是轻声细语，仿佛时刻都是隔墙有耳似得，所以整个院落都显得十分地安静。
早晨或者傍晚，楼里的人来上班或下了工，或步行或推着自行车一起进出，大门口才会热闹一阵，但大楼的灯光总是经常会有几盏时刻都是亮着的，——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首长发狠买了通联客车，涂装了军绿『色』的大客车，都拉着军绿『色』的窗帘，一车车地把人拉进来，又一车车地拉出去，所以除了哨兵，你几乎看不到在这楼里工作的人。
只有偶尔挂着军牌的红旗或者伏特加轿车出入，就会停在岗亭处，然后摇下车窗，哨兵望里面看一眼后再挥手放行，如果里面坐着首长，比如姓杨的那位，哨兵就会敬礼，并注视着车子驶入大楼里的地下停车场去。
首长说，我样子太傻（帅），怕是当不了外派的特工，就在楼里做个参谋吧。
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打屁都不响。
但楼里的参谋，既有我这样刚从青年军官政治学院里出来一脸粉嫩的『毛』头小伙子，也有满头白发享受师级待遇的老情报人员，情报工作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神秘，同事们虽然都不怎么爱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
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你把资料整理好，核对你送来的简报有疏漏没有，又亲看着你将文件送到保密处去，拿了回执单回来，然后放心。
在这办公室的氛围下，我看《永不消逝的电波》和内部片培养出来的梦想着当邦德或者李白的工作热情也很快消磨掉了。
所以过了没多久，首长又说我干不了原来的差事了。
幸亏我的爷爷是老红军，我的父亲也是军人，情面也大，既然进来了也就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对外处理群众来信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坐在办公桌前，专管我的职务。
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
首长是一副凶脸孔，同事也没有好声气，工作氛围就是这样，教人活泼不得；只有每天收发室把经过几次梳理和业务线无关的几乎没有任何情报价值的社会来信送到我手上，然后由我拆开、审阅，看到了有趣的，才可以笑几声，日子一般就是这么过，所以至今还记得。
这样的日子直到那封信的到来才结束。
忘记介绍自己，我叫林千军，我为自己代言。
1983年春天，漫天飘着柳絮的季节，我有点过敏，一路打着喷嚏去上的班。
我不好意思地和遇到的熟人打着招呼，心情多少有点烦躁。
坐到办公桌前，又翻开抽屉找出了半卷卫生纸，重重地擤了几把鼻涕，这才安定下来。
踩着我上班的点，传达室的许大爷瘸着腿把今天收到的邮件送到了我面前，一五一十地当面清点了数目，我签好了回执单，意犹未尽地再打了个大喷嚏，半溜鼻涕又跑了出来。
许大爷看着我笑笑，没做声，拿着回执单一瘸一拐地走了。
我懊恼地拿纸擦了擦鼻子，深吸一口气，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的工作内容并不复杂，拆阅寄到局里没有明确收信人名的信件和邮件，再根据其价值上报；再就是拆阅或者检查那些涉军的没有明确收信人名或者无法投寄的可疑信件，再根据其价值上报。
这需要狐一样的眼力和猪一样的嗅觉去发现。
我的前任就是从一堆群众来信中发现了一个间谍网络的线索，立功受奖，荣调到别的部门去了。
现在轮到我来了，我特么都要疯了，这不是人干的事情。
譬如有位大爷，给军委写信，『操』心出主意，从福建开始挖地道，挖啊挖啊，一路挖挖挖，挖到台湾去，只要锄头挥得好，活捉蒋介石，解放台湾岛。
还有一位中学生，自称发明了可以让水变油的添加剂，要献给国家，但他怕他的重大发明被外国间谍窃取了，也写信过来请求保护。
还有隔壁王师傅鬼鬼祟祟象特务，老是围着女孩子晾晒的内衣转；对面的周大哥唱歌哼哼哈哈听不清楚，像是在练莫尔斯密码；蒋先生见人总是习惯挥手象军礼；王同志老是说别人太年轻；给长城刷上油漆，这样可以在太空中看得更清楚；在喜马拉雅山打个洞，让暖湿的季风吹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被外星人绑架，麦田里出现怪圈的；又被外星人绑架，地球终将属于三体的；还有那个外国人跑到中国来抓小孩子取器官卖钱的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的，又说是华侨来信，又说消息得到军方证实，吓得小朋友老是给我们写信，要解放军叔叔抓坏人，你倒是让外国人能到你那小地方去啊。
，！
最烦的就是那些声称自己有特异功能，要给国家做贡献的，一个个神秘兮兮的，可谁信啊，能不能别要侮辱我的智商。
好了，不说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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