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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在贪渎方面，古今官场没有什么重大差异。
官吏敛财，总要仰仗规则的制订权和实施权，其实就是划分和分配利害的权力——说给你就给你，说剥夺就剥夺。
认清这种格局，可以帮助人们少走弯路。
追求改革的人们可以对症下药，努力适应环境的小民可以尽早发现窍门，减少摩擦和时间损失。
说到适应环境，我也感觉很矛盾。
就个人来说，顺应潜规则，更容易带来成功。
纯正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做人来说是优点，对办企业来说却未必。
企业发展自有逻辑。
《孙子兵法?九变篇》把廉洁和爱民说成将领的致命弱点，因为这两种做人的优良品质与战争的逻辑有冲突，很容易被对手利用，导致覆军杀将之灾。
办企业也是如此。
坚持正义，未必不能战胜一两个小人，但是，用海瑞的话说：“窝蜂难犯。”
一个小人倒下了，一大群小人补上来，趋利避害如同水之就下，无须任何勉强。
但是，就社会来说，这条路——顺应潜规则，让贪官污吏得逞之路——终究是一条死路。
这是局部或个体受益、整体衰亡之路。
整体衰亡，意味着个体的生存环境遭到毁坏。
我觉得还是要凭良心去做。
在生意之外的领域，平民可以尽力发挥自己的那一份影响，推动好制度的发育，这关系到更深远、更长久的大利大害。
狐假虎威的现实必要性：公司、企业花钱买“平安符”
的理由何在？效用如何？要付出的代价为何？另一种挟洋威以自保的新世纪模式？
访谈者：在这本书中，您前后两次提到了一种中国人独有的现象，一个是船商挂洋旗，另一个则是商家巨资收购高官名帖，行为虽然不同，但动机都是花钱买张老虎皮，好吓退黑白两道的勒索。
这些现象指出了某种中国企业的一个基调：它们总是处于一个破坏性因素过大的环境，必须用其他的方式来增强抵御侵犯的能力。
书中提到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企业与外资合伙以便在市场规则中博得较大的生存空间，究竟是当年挂洋旗的另一种变形，还是保护本地企业的一种手段？今天在许多店家里，仍能见到店主与显贵的合影或是高官的字画，到底是纯粹攀龙附凤的虚荣心表现，还是华人社会中普遍存有如此的需要？
吴思：我不熟悉台湾的情况，从大陆的情况看来，破坏性因素过多的环境依然存在。
所谓破坏性因素，主要是官吏们不受民间制约的权力——划分和分配利害的权力，说给你就给你，说剥夺就剥夺，不顺心就给你撕张罚单。
黑道也是破坏性因素，但是黑道的生长也要以政府的弱点为基础。
在这种环境中，企业掏钱购买专门保护，送干股，买虎皮，拉权势者入伙，都是正常的理性行为。
不过，请注意：什么是企业？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说法，企业就是一组合约，关于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约，这组内部合约替代了市场交易。
譬如我租两层临街楼开餐馆，雇十几位厨师，几十位小工，再请一位总经理，送他一些管理股，这家企业就是投资者与经理、厨师、小工和房东之间的一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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