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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近百年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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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刊第四期发表的《百年的外交》一文竟引起了少数读者的误会，其中最要紧的是邓公玄先生。
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读者对于我的史学试作有所批评，这当然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是我所欢迎的。
史学是种很困难的学问，史评和史论尤其困难。
专家集毕生精力的著作，在著者的主观中，或者是不朽之作，然而在史学上，往往仍不过是一种试作。
但是邓先生对我的不满大半在于文外问题，而且大半是误会，不是学术的批评。
在他的结论里，他这样说：
末了，我认为蒋氏《百年的外交》一文，对于过去史实的判断如何还是小事，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而且“士各有志，不可相强”
。
邓先生把过去史实的判断作为小事，而于“小事”
以外提出些无关的问题来与我争辩。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史实的判断作为小事，并且关于史实的判断不能“士各有志”
。
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
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所以我对于邓先生的议论不能不答复，而我的答复又不能不以史实的判断为主。
在入正题之先，我应该简单地解释邓先生因文外的问题而发生的误会。
邓先生急于要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发表这样一篇文章。
譬如，他开始引了我论琦善和袁世凯的两段文章以后，他就问：
看了这两段文章，我们不说蒋氏替琦善、袁世凯二人翻案为不当，只是要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特地替他们翻案？
在他的结论里，他有这样的质问。
我想邓先生的误会完全由于他不知道我平素生活的习惯。
我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未入政府以前，差不多有十五年的工夫专门研究“百年的外交”
。
这文的内容，我用不同的方式，向南开大学的学生讲过三遍，向清华的学生讲过五遍，向北大的学生讲过两遍。
关于琦善的那一段，我于民国十九年（1930）在《清华学报》发表过专文，以后又在美国的《近代史学报》讨论过，在英国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讲演过。
关于李鸿章的高丽政策，我也用中文、英文发表过无数次的论文。
我入政府以后，仍想把研究历史作为我的副业，也可以说我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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