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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他又完成了《管子集校》这部巨著。
作为史学家，郭老十分清楚在新中国的躯体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种腐朽渣滓和固疾。
要清除渣滓，根治固疾却是非常不容易。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政治地位变了，成了“国家领导人”
之一。
作为一名身居高位的执政党的成员，他的言行不得不受到制约。
朝柱：或许这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谓的“官身不由己”
吧。
汉英：对此，郭老是比较清醒的。
他不止一次说过：“不要把那些应景或酬酥之作收入我的文集。”
郭老十分欣赏战国时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五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
他期待着这样一个时代的再现。
早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他就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憧憬，他特别赞赏李自成“能纳人”
，“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
。
那么。
事实怎么样呢？我来讲两件事情。
那是五十年代初，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
一次我参加天安门的“五一”
庆祝活动，无意中发觉《东方红》和《国际歌》的主题极不谐调。
《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太阳，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却有力地声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
回家以后，我直截了当地把我的“发现”
告诉父亲。
不料，父亲对我的“发现”
似乎早有思考，回答说：“《东方红》是一首民歌，体现着亿万农民对领袖的朴素感情；《国际歌》是工人阶级的战歌，是巴黎公社的悲歌，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它的提法是科学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不过，时代造就着时代的需要。
现在的中国，九成是农民，农民唱出了《东方红》，农民也需要《东方红》。
这是中国的现实。”
当时，我尚不能完全理解父亲讲法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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