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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听到日内瓦条约之前的几十年，在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马琴的笔下，我们就熟悉了如何为负伤的敌人疗伤。
在以尚武精神和教育著称的萨摩藩，青年对音乐的喜爱大为流行，所谓音乐，并不是那种刺激去仿效猛虎行动的、作为“血与死的喧嚣的前奏”
的吹号和擂鼓，而是弹奏忧伤而柔和的琵琶，以舒缓人们的愤怒之情、使思想脱离血腥的场景。
如果按照波里比阿的说法，阿卡迪亚宪法规定所有30岁以下的青年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因为这种柔和艺术可以缓和因生存环境险恶而导致的性格彪悍。
阿卡迪亚山脉这个地方看不到残忍成性的行为，他认为这是音乐影响的功劳。
在日本，武士阶级中培养文雅气质的并非只有萨摩藩一处。
白河乐翁在其随笔中记下的所思所感中有如下几句，“侵枕勿咎之花香、远寺钟声、凉夜虫鸣，皆幽趣也。”
又说：“落花之风、蔽月之云、攘争之人，凡此三者，虽憎可宥。”
为了将这些优美的情感表现出来，实质上是为了增加内在的修养，因此武士阶层鼓励作诗。
因此，在我国的诗歌中有着一股强劲的忧伤而优雅的潜流。
某一人尽皆知的乡村武士的轶事印证了这一点：他被要求作诗，第一个题目是“莺声”
，他的粗暴情绪发作了，便在老师面前抛出了这样的拙劣作品：
武士背过耳朵，
不听黄莺鸣叫。
他的老师并不在意他的粗暴情绪，还是继续鼓励他，于是有一天，他内心的音乐感复苏了，随着黄莺的美妙声音，他吟到：
武士威武伫立，
莺歌飘**林间。
克尔纳在战场上负伤倒下时，他匆匆写就了那著名的《告别生命》。
我们钦佩并仰慕他那短暂一生的英雄事迹，不过，类似事迹在我国的战争中也屡见不鲜。
我国的简洁而遒劲的诗体，特别适合触景生情的即兴创作。
多多少少受过些教育的人，都能作和歌、俳句。
在战场上奔驰的武士勒住战马，从他的腰间取出砚盒写诗，而其生命在战场消失之后，他的头盔或胸甲中还能找到他曾写下的诗稿，这种事时有发生。
在战斗的恐怖中唤起人们的怜悯之情，在欧洲，这是基督教的所为，在日本，就是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来完成了。
文雅的感情的培养，有助于产生对他人痛苦的同情。
而由于尊重他人的感情而产生的谦让和殷勤，则是构成礼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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