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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帝后两党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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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中的革新主张虽然没有被朝廷接受，但在之后的三年里，维新变法的新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
梁启超作为上海知名刊物《时务报》的主编和主笔，被认为是变法运动最重要的宣传者。
在上海取得成功后，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离沪赴湘，成为当地维新运动的先锋人物。
十月，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后，康有为重返北京，于十二月第五次给光绪帝上书。
他慷慨激昂地陈述道：“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
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
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得也。
陛下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也。”
在维新派人士看来，维新变法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这份奏疏因言辞激烈，光绪帝没能马上御览。
但康有为因多次上书，令光绪帝印象深刻，想亲自接见他。
不料，朝中的顽固派从中作梗，以祖制劝说皇帝不能接见四品以下官员，光绪帝只好谕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派大员代为接见。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至总理衙门，与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以及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人进行了一场有关变法的大辩论。
廖寿恒开门见山地问如何变法，康有为回答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已经垂垂老矣、在京城贤良寺闲居的李鸿章对于变法的前景将信将疑，问了一句：“然六部尽撤乎？”
康有为的回答非常干脆：“诚宜尽撤。”
这位维新派领袖和盘托出的变法主张，几乎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
他甚至建议光绪帝效仿明治天皇誓众变法，由此“举国便可风从”
。
康有为在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中，描绘出一幅完全可以一蹴而就的变法蓝图：“欧美三百年造成治体，日本以三十年而摹成。
以中国之广土众民，三年可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十年而霸图定！”
光绪帝没有亲耳听到这些变法主张，但他读到了康有为的奏书，任命他为翰林院侍讲、总理衙门上行走（正六品），并且严令如有折上奏，任何人不得阻拦耽搁。
康有为终于迎来他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日子，一雪十年前在京师拜谒显宦备受冷落之耻。
正月初八，康有为再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他把自己所著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呈送给光绪帝，寄望于皇帝能以此二国为榜样，变法维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
四月十三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台湾既割，胶变旋生”
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着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
。
二十一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
。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在民众的强烈呼吁下，慈禧勉强同意颁诏试行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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