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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
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
（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
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东林—复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继统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他们的一些偏见深入人心，一直沿袭到现在。
事实上，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如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8]。
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
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极之意”
，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
，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
[9]。
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也持相同态度。
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
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
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
，“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
[10]。
然而，江南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
“梃击”
“移宫”
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
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
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原籍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
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
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
一度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倾向于东林党的人物，他内心里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但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神宗的子孙。
各种南明史籍在迎立问题上记载非常混乱，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异议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士又难免轻信风闻和自我揣测，弄出种种误解。
比较而言，最可靠的记载是直接参与其事的姜曰广所著《过江七事》[11]。
按姜氏记载，当时“江南北诸绅”
（指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群起拥潞王”
。
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经过反复考虑，他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与福王之中选定一人。
史、马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
[12]。
至于惠王朱常润不在议立之列是因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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