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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府志》记，顺治七年“三月，高必正、李来亨由庆远至大榕江过水，从（江）、怀（远）民避兵无宁日”
。
据顺治八年七月清广西巡抚王一品的报告，这年五月高、李等部仍在怀远、大榕江一带，《柳州府志》可能误记提前了一年。
忠贞营的北上是一次艰难的军事转移。
高一功、李来亨等人为了把士卒家属、辎重安全地护送到夔东，不得不取道小路，跋山涉水，经过明清统治力量较弱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忠贞营途经湖南西部保靖时，遭到已经投降清朝的当地土司彭朝柱组织的袭击，高一功不幸中毒箭身死[125]。
在李来亨等率领下，忠贞营终于突破了重重险阻，到达了夔东。
康熙《巫山县志》在顺治八年下记载：“是冬，袁宗第、刘体纯、马重禧、塔天宝、李来亨、董守泰（党守素之误）、郝永忠等营由南渡江，分据兴山、巴东、巫山、大昌等处。”
[126]沈佳《存信编》卷三记，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加大学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两部尚书、督师经略川秦楚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封王光兴荆国公、郝永忠益国公、刘体纯皖国公、袁宗第靖国公、李来亨临国公、王友进宁国公、塔天宝宜都侯、马翔云阳城侯、郝珍（贺珍之误）岐侯、李复荣渭源侯、谭弘新津侯、谭诣仁寿侯、谭文涪侯、党守素兴平侯，从文安之之请也”
。
同书同卷又记，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夏四月，“文安之奉命督师至都匀，孙可望邀止之，迫夺王光兴等敕印，拘留数月，乃听安之回楚，各勋镇敕印俱匿留不发”
。
从上面叙述的忠贞营诸将李来亨、党守素、塔天宝、马重禧等到达夔东在顺治八年，《存信编》写的封爵时间可能有误，记早了一年。
忠贞营诸将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了。
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忠贞营的名字不再使用了。
在谈到“夔东十三家”
这个名词的时候，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明末以来称各部义军常用“十三家”
以形容其多，如崇祯年间的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
，明末清初的“摇黄十三家”
，都是一种习惯说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确指十三家的具体领导人和所辖部队。
真正值得重视的倒是所谓“夔东十三家”
是以原大顺军为主体，他们在作战时互相支持、配合行动比较多。
王光兴（某些史籍中沿用“王二、王三”
，即王光兴、王昌，似乎是兄弟二营，实际王昌病死后所部均归王光兴领导，何况顺治四年起兵反清时王氏兄弟并未分营）、贺珍、三谭和摇黄余部则带有较多的地方割据色彩。
另一点是聚集于夔东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实力而言是相当强盛的，不仅兵马不少，而且多数是身经百战，有的擅长陆战，有的擅长水战，战斗力非常可观。
然而，他们的弱点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部首领互不相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永历朝廷故意在封爵上一视同仁，封了一大批地位相当的公侯，更加强了分立倾向。
文安之和他的继任大臣注意联络夔东抗清武装是正确的，但他们总希望维持诸将的“平等”
地位，便于自己节制。
考虑到永历朝廷大臣几乎没有真正懂得军事的人才，派设的督师阁部也不过虚有其名为永历朝廷象征而已。
换句话说，夔东地区的明军既然控制着长江三峡两岸易守难攻的高山大川地区，若推举或任命一位才德兼备的主帅，只需留下少数兵力维持地方，集中主力攻下物产丰盈、人口较多的地区，必将在抗清复明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孙可望掌握了永历朝廷实权后也未能消除双方的隔阂，夔东明军兵力虽强，所据地理位置又是腹心之处，却始终株守穷山僻隅，打不开局面。
第五节 永历帝的进入安龙
1649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正当孙可望部署原大西军由云南入贵州，开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线时，清军向永历朝廷管辖下的两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十一月初四日，清朝平、靖二藩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占广州；次日，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领桂林，两广地盘土崩瓦解。
永历朝廷的文官武将除了少数慷慨就义以外，叛变投降的比比皆是；稍有民族气节的如方以智、钱秉镫等人或是避入深山少数民族居住区，或是披缁为僧，演出了一幕大散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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