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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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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基本国策——“借虏平寇”
对于清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史学界有不同意见。
有的人认为从清兵入关占领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认为由明至清阶级矛盾一直处于主要地位。
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
因为如果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为时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运动，更不能公正评价大顺、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
而认为清军入关就标志着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显然不符合事实。
甲申五月，无论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
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
[1]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
的美梦中。
可以说“联虏平寇”
（或称“借虏平寇”
）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奉行这一国策的背景已见上述。
但是，还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历史渊源。
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
的建议[2]，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
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义军的意思。
随着整个局势的恶化，一些幕僚人士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考虑借用北方少数民族兵力共同镇压汉族内部的农民起义。
茅元仪写的《平巢事迹考》[3]和姚康撰《太白剑》[4]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作为借鉴，替执政大臣出谋划策。
这两本小册子毫无学术价值，编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
茅元仪曾在大学士孙承宗幕中任职，姚康则曾充任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僚。
他们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目著书立论，用意是借历史经验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义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
弘光君臣由于情报不明，对吴三桂同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
，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
的“义举”
[5]。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
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
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
昔下策，今上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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