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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九月间，马吉翔、李国泰对永历帝诉说廷臣和随从人员生活困难，有的人已经没粮下锅，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内帑”
（这时流亡他国，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财政收入）来救济。
朱由榔本来就没有多少家产，这时屡经劫难，已经捉襟见肘，一怒之下把黄金制造的国玺扔到地上，让他们凿碎分给群臣[15]。
典玺太监李国用叩头道：“臣万死不敢碎此宝！”
马吉翔、李国泰却毫无顾忌，当即将国玺凿碎，分给各臣数钱至一二两不等。
这件事充分说明随永历帝入缅的多数官员已如行尸走肉，毫无共赴国难之意。
不久，缅甸政府送来一批新收的稻谷，朱由榔指示分给穷困的随行官员。
马吉翔却视若己物，分给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员，引起小朝廷内部极大不满。
护卫总兵邓凯大呼道：“时势至此，尚敢蒙蔽上听。
升斗之惠，不给从官，良心何在？”
马吉翔命手下人把邓凯打翻在地，伤足不能行走。
[16]
第二节清方对西南明军的剿抚政策
清军占领包括贵阳、昆明在内的黔、滇两省腹心地区以后，南明永历朝廷已经出现瓦解的形势。
然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南明军队受到毁灭性打击的结果，而是永历朝廷决策失误所致。
从当时的战局来考察，清军三路迅速推进，南明军队节节败退，长期经营的大片土地被清军占领，明军在阻击过程中虽然损失了一些兵将，但并没有发生大量主力被清军歼灭的情况。
这就说明，明军的全线失利主要是战略部署不当。
永历帝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后领兵转入滇南边境地区，散处西南各地的南明文官武将实际上失去了领导核心，他们既缺乏统一部署，只好自寻出路。
清军入滇以后，多尼、赵布泰、吴三桂、缐国安的庞大兵力集中于云南，罗托的军队驻守贵阳，加上原属经略洪承畴、吴三桂的部分军队留守交通要道，南明战败后分驻各地的军队不仅很难组织反攻，而且多处于边境穷荒之地，条件异常艰苦。
相对而言，在吴三桂军由贵州进入云南以后，四川的清军防御力量是相当单薄的。
李定国在放弃昆明时决策向滇西撤退，没有带领主力由建昌入川，是一个重大失策。
在这以后，四川大部分地区有半年左右时间仍然在明军控制之下。
1659年（顺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清四川巡抚高民瞻依据川陕总督李国英的指示，派出军队由保宁出发，先后收取灌县、绵竹、什邡、汉州、简州等地，二十六日进抵成都，守城的明朝总兵刘耀、杨有才、曹昌祚、陈安国、赵友鄢等杂牌军队自动撤退，清军就在当天进入“满城荆棘”
的省会成都[17]。
上文已提及早在这年闰三月间，明庆阳王冯双礼率领进入四川建昌的军队，由于部将狄三品等叛变，活捉冯双礼向清方投降[18]。
九月，清“川陕总督李国英疏报，收复嘉定一路，招降伪将军杨国明、总兵武国用，各州县伪官皆缴印投诚”
[19]，“芦山伪武义将军杜学率所部伪官六十余员，兵二千余名缴印投诚”
。
[20]十月，“四川巡抚高民瞻奏报：伪侯郝成裔、伪伯陈建等谋诛首逆高承恩献土投诚，及伪文武官八十员各缴印札来归，川南底定。”
[21]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四川省内的明朝军队为数尚多，控制的地区也相当可观，主要是因为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统率的主力向滇西撤退，节制无人，才在清方招降下自行瓦解。
如果李定国决策奉永历帝由建昌入川，以嘉定、叙府一带为基地，北取成都平原，东攻重庆与夔东十三家会合，只留少数兵力在云南边境联络土司牵制清军，清朝在新定的云南、贵州两省必留重兵镇守，在战略上极易造成被动。
即使清方云贵主力回师四川，明军作战不利，顺江而下同郑成功、张煌言会师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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