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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内部的压制力量，就是费祎。
《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
我们前文说过，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其中只有第三次北伐（袭取武都、阴平）出兵最少，估计是一两万人，其余应该都在五万到八万之间，最后一次甚至达到了十万。
而费祎给姜维的兵，每次都不超过一万人，那还有什么戏可唱？
历史上固然有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兵力强的一方握有更多胜利的筹码。
所以，长期遭到费祎压制的姜维，就很难在北伐上取得可观的战果。
若仅就兵力而言，他对陇西的进攻甚至都不好意思称为“北伐”
，或许称为“袭扰”
更合适。
那么，费祎为什么要压制姜维呢？
有主观、客观两方面原因。
先说客观原因，费祎本人曾对姜维解释过为什么给他的兵那么少。
其原话是：“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
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你我的能力远远不如诸葛丞相，连他老人家都不能北定中原，更何况我们呢？不如暂且保国安民，敬守社稷，至于北定中原的功业，就留给将来有能耐的人吧，切不可心存侥幸，企图一举决定成败。
若不能成功，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费祎这么说，固然有他的道理。
毕竟蜀汉国力弱小，的确经不起大的失败，与其倾尽国力去打一场胜算渺茫的战争，不如收缩自保，也给后人攒一些家底。
然而，这个道理也只是对了一半。
因为蜀汉自立国以来就始终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主动进攻，总有一线希望，但有可能把自己折腾死；消极防御，固然可偷一时之安，但最后可能是坐着等死。
基于这样的悖论，费祎的说法就很难用对错来衡量，只能说他有他的立场和选择。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费祎压制姜维的主观原因。
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自从蒋琬、董允死后，费祎就成了蜀汉政坛的老大，姜维就成了老二，倘若让老二在北伐战场上取得成功，那老大的地位岂不就岌岌可危了？即便姜维没有抢班夺权之心，身为老大的费祎也不可能没有提防之意。
国际社会上，向来有所谓老大打压老二的“修昔底德陷阱”
[1]，人际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费祎刻意控制姜维的兵力，就不单纯是出于顾全大局的公心，而是同时也有出于政治利益的私心。
因此，姜维的北伐，说白了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怎能指望有什么优美的舞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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