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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说，只要种子高贵，承载的器皿可不问出处。
事实上，大正天皇的母亲是明治天皇的侧室，可家谱上连那位母亲的名字都没有。
都21世纪了，我看到的却仿佛是平安时代（794—1185）的族谱，一瞬间只觉快要晕倒。
不过，我并不因此就要求“天皇制的男女共同参与”
。
在2006年9月6日这一天，在这个国家里，看到这个受特殊待遇的孩子，只要心里升起一丝“幸好不是女孩”
的念头，无论男女，全是厌女症患者。
所谓皇族，就是将厌女症露骨地制度化了的一个家族。
秋篠宫的长兄夫妇即皇太子及其妻子，或许在为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儿而庆幸。
因为社会和媒体从此将会去关注弟弟一家，他们自己可以从女儿将来或许要“继承家业”
的压力中逃避出来，可以从不孕治疗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期待今后能稍稍自由地养育女儿了。
对于除了死亡以外没有退位和脱离皇籍的自由的皇太子（与其妻），这也许是值得欢迎的事。
可是，代价是兄弟之间的力量关系的逆转。
只因孩子性别不同，父母地位的高低强弱也随之转换。
难道是平安时代吗？我不由得再次失语。
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制社会。
在父权制社会，人们通常有喜好男孩的倾向。
不但在孩子出生之后，有时从出生之前的胎儿阶段就开始筛选。
更现代的方法是在受精之前就决定孩子的性别。
在生殖技术中，生男生女的区分是最简便的，只需用离心分离器将有X染色体和Y染色体的**选出即可。
这种一目了然的选生男孩，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出生时的性别比例。
发达国家的自然出生性别男女比例为105︰100，但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2009年的数据是119.45︰100。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依据可以判定这个数据背后无疑有人为操作的因素。
在东亚儒教圈的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里，只有日本在选生男孩的问题上显示出不同的倾向。
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趋势，但在“如果只能生一个，希望男孩还是女孩”
的持续性社会问卷调查中，韩国和中国至今仍然是压倒性的多数选择男孩，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选择女孩的人数就超过了选择男孩的人数。
不过，如果就此便下结论说日本的男女平等度提高了，则是过早。
这个现象应该解释为：在日本，人们一方面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
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
变为“消费资源”
，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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