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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除鼎之外，均为仿制陶酒器，构成了一个青铜礼器群。
但青铜毕竟是珍贵之物，底层民众无福享用，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文化上层贵族的墓葬中，作为上层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周朝建立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爵”
就是酒器，使用的爵的数量和档次，代表了爵位即地位。
二里头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青铜兵器，包括青铜材质的戈、钺、斧和箭镞等。
不过近战的戈、钺、斧只发现了4件，都没有开刃，所以它们只是制成了武器形状，本质上还是类似礼器的东西，不属于实用兵器。
看来直到二里头时代，中原地区的青铜尚未大规模用于武器制作。
地处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与地处西北的齐家文化在时间段上有重合的时期，两者之间是有文化交流的。
在齐家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过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或仿制品，二里头文化特有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也现身于当时的甘肃地区。
虽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齐家文化的器物，但人们有理由猜测，齐家文化可能对二里头文化有影响，双方可能存在冶金术方面的交流，比二里头文化略早兴起的齐家文化，也许会把一些青铜技术传输给二里头文化，激发了后者的进一步创新。
那么，齐家文化的青铜技术又源自哪里呢？
放眼当时的全球，距今4000年前，全世界古代文明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不论是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地中海克里特文明、印度河文明还是中华大地的华夏文明，都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字产生并逐步系统化、各地的冶金术进一步成熟的过程。
中国西北地区冶金术的发展，肯定与同中亚地区进行技术交流分不开。
齐家文化肯定受到了全球文明变革的影响，那里的青铜技术显然来自更西方的世界。
至于青铜技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是通过新疆的前丝绸之路传输而来，也可能来自让石峁古人寝食难安的草原地带。
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000多年前到距今3000多年前，欧亚草原带的东部广泛分布着几个早期青铜文化，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以动物纹青铜饰件和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早期青铜冶炼与制作技术，这说明青铜技术在草原上得到了快速传播，被各个角落的草原人群掌握，他们也会在与周边的交往过程中把青铜技术再传播出去，甚至传播到草原带之外的区域。
从各地发现的青铜制品看，中国北方草原带接触到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中原地区早，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至少是受到了草原带的影响的。
比如在二里头遗址里，出土过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此前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这种器形，它其实是北方草原上流行的青铜战斧，在安柄方式上被改造成了中原的样式。
无独有偶，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它同样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武器样式。
沿着草原带向西追踪，西亚的伊朗也出土过类似的青铜战斧，出现的时代比二里头文化早了几百年，甚至更早。
家马与马车以及青铜武器，在输入农耕社会之前，率先提升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
可以想见，当草原人群驾驶着马拉战车，挥舞着青铜战斧冲向石峁古人的领地时，威胁是非常巨大的，迫使石峁古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建造更加牢固的城池，抵御外敌突袭。
同时，中原及其周边以农耕为主的文化人群，也应该对草原人群有些许的感谢，正是草原人群沿着草原带把这珍贵的驯化动物和先进技术向东传播了过来，才使得中原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草原之路，西风在东方唱着交融之歌
一谈到古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我们就会想到丝绸之路，想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派遣张骞为使节联络西域的大月氏。
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往返，虽然没能实现结盟的目的，但是间接打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史称“凿空西域”
。
古代中国与中亚乃至更西的地区通过贸易往来建立了联系，古代商人们沿着天山南北麓、昆仑山北麓的沙漠绿洲一站站行进，沟通了东西方世界。
后人将这些贸易路线以中国古代的美丽手工品丝绸来命名，即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的巨大影响力，长期以来，学者们默认，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主要沿着今新疆南部的天山、昆仑山路线进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玉的，并且最为推崇昆仑玉，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和田玉，其产于昆仑山北麓，正所谓“玉出昆冈”
。
昆仑玉文化的影响，使得学者们默认的东西方交流路线经过新疆南部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早期东西方的交流途经哪里，对于理解古代世界的文化传播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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