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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对企业的定义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
但是契约关系并不是天生的，就如同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契约关系的建立，需要真实而严格的条件，即欺诈或偷窃或暴力之类的手段不合算，不如自由交易合算。
在这项条件不具备之前，中国的企业就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
访谈者：在谈论西方思想学术大师的时候，你已经提到“以契约论为基础”
了，而且很不以为然。
那么，你认为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吴思：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更灵活宽广的智慧。
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术语和名称，但思路大体是一致的。
譬如，阴阳五行，一物降一物的相生相克，这叫什么论？阴阳论？斗法论？还有我们都熟悉的矛盾论，如今正在流行的有博弈论，或者叫对策论，等等，古今中外都有。
相比起来，契约论就要狭窄一些。
如果斗法的双方可以选择一百种招数，契约论的圈子里只圈进来十种。
可以讨价还价，却不许欺诈，不许动刀子，不许砸玻璃，不许开飞机撞大楼。
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应该如何如何，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研究当然不错，但我们的目标是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
站在契约论的狭窄基础上，理解社会和解释历史就难免捉襟见肘。
阅读与研究：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访谈者：除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作过哪些作品？
吴思：我的第一本书是和《农民日报》副总编王太合写的关于中国个体户崛起的调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第二本是我牵头翻译的《怎样与你的孩子休战》，199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本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访谈者：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
吴思：读书。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为学校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
阅读嗜好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
从那时起，三十多年来，有闲工夫就看书，也算得手不释卷了。
中间有几年下围棋上瘾，耽误了读书，后来戒了。
访谈者：能不能开个书目，谈谈对你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书籍？
吴思：第一本，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
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
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
当时我在山里修路，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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