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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的是“宰执”
，所谓“宰执”
，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
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曾任参知政事。
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的举措。
同时，宋初宰相权力分为了三个部分，简单说来，中书治民，枢密治兵，三司理财，共同执行宰相职权。
一面分化相权，一面又加强参知政事的地位，使其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集中。
鉴于宋以前各个朝代宰相专断国家大权的乱象，宋代宰相的军事、财政、人事权都被剥离，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相权。
在整个宋朝，宰相一律站而论政，相对于之前的“坐而论道”
，备受尊崇的宰相地位大大被降低。
以“尊王”
为主体，宰相在宋朝初期为了表示拥戴君主的态度而谦卑不坐，往后逐渐演变成了“君尊相卑”
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除了以上官职的划分，还出现了特有的差遣制度，致使宋朝真正管事的集中在差遣官内，其余各司的长官官职只用来领取俸禄、显示地位而已。
宋朝本身用得是重文轻武的治理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制的弊端越发暴露出来，冗繁、重叠、庞大的官僚机构，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机构运行不畅，效率低下，影响政令运行和统治的顺畅。
加上皇室侈费，冗兵日众，以及军事上对辽、夏用兵所需，这一切已使宋朝财政入不敷出。
这又反过来影响到统治的稳固、机构的运行与军力的增强。
改革庞大的官僚机构已势在必行，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改革官制、挽救国家的呼声。
（二）元丰改制
宋初，三省六部诸寺监这套中央行政机构中存在官员众多、名实不符等弊端。
到了宋朝中期，神宗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开始着手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这期间的机构调整史称“元丰改制”
。
此次改制的核心是以保留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为前提，恢复隋唐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诸寺监行政体系中各长官的实际职权。
政事堂依旧是宰相、执政的议事办公处，而原来代掌三省的部分职权又重新纳入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因此恢复中书取旨、门下复审、尚书执行的定制。
新官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参知政事的名称取消，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原来被削弱的相权得以恢复。
致使北宋徽宗时期，奸臣蔡京先后四次任相，一年之内从尚书左丞升迁为尚书右仆射（次相），再到尚书左仆射（首相），执政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并自称“太师”
，且在任期间大肆贪污，搜刮民脂民膏，祸乱朝纲。
除了三省实权的恢复，三司的实权也得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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